写作《象数易学与逻辑》一书的出发点与目的

由于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以及它们的基础精华，从理性上来分析，应是主要包括了：“阴阳”文化；“干支”文化；“五行”文化和“易符”文化（含数字、卦爻组合、卦象爻结构分布等），这么四大体系为主体的文化。

其间，它们四者的各自，都有自己的理性和本质定性的逻辑体系，而我们通过这些体系的相同或不同的相互搭配、组合或集合学的方法，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式各样的“组合”与“集合”式的认识、推导、判断及表述方法及其各种推导体系。所以说，无论研探中国传统文化的什么认识与表述体系和方法时，只要是把这四大文化体系的理性表述基础的理论、逻辑、性质定性及其原则和标准等方法，掌握清楚并弄明白了，研探起传统的任何分析与判断方法和认知及表述体系来，都将是很容易的——因为这些方法，都是以这四大文化的理性表述规律及其逻辑思想等作为基础，相互组合搭配而成的认识与表述体系。所以在该书中，我们不但着重的强调了，这些文化的理论和对应逻辑的基础性作用和功能，而且还对应进行了直接（含算术）实例的对应性具体针对性地符合、证明与解说，借以提高大家对传统文化中，这四大文化体系内涵的基础理论地进一步的认识和重视。也就是说，我们会像原来对待其他的知识和专业知识的认知及提升一样，仍然是特别重视对各科、各专业、各领域等“延生易”方面的“象数易学”基础知识地把握与提高。这又是由于最近开放的数十年来，中国各种大学、科研和教育方面，往往一直是相当不重视乃至忽略了“基础理论”教育及其研发方面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及主要的基础知识内容和作用，因此我们认为，没有或不能打好深邃可靠的地基基础，怎能盖出又高又大又坚实且能长久使用的“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的“象数易学”的“通天”大厦来呢？！

西方科技、文化的基本思维，是会受到当今“形式逻辑”（又称“数理逻辑”、“理性逻辑”、“抽象逻辑”、“科学逻辑”等）的“同一律”、“无矛盾律”、“排中选择律”和“充足因果理由律”思维，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律”思想地限制和制约的。又由于这些思维和思想方法，均受到了“形式逻辑”的“排中选择律”的影响，最终所获得的往往都是些片面侧重于事物的某一方面的片面性的认识与判断的结果。这在1930年秋到1931年间，已被“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和“不可避免产生矛盾性结果”的“不可完全确切判定”的理论所证明——这已成为当今“数理逻辑”无法绕得过去和无法彻底避免或回避的认识与表述系统方面的必然性的缺陷问题。至于，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认识，由于其也受到了“排中选择律”以及“对事物以极端性相悖的矛盾律”为基本认识与表述根据的影响，它也不得已，往往仅是侧重了“唯物”（客观、物质、实事求是）方面的认知，而忽略、放弃或排斥了“唯心”（主观、精神、意识作用）方面补充性认知和主观能动性认知的必需性方面。

其中，在“思维科学”的人类大脑里众多的思维方法中，“抽象思维学”所直接对应的就是“形式逻辑”的逻辑思想方法（又称为“抽象逻辑”、“数理逻辑”、“理性逻辑”和“科学逻辑”方法）——仅是人类大脑“直觉思维”、“形象思维”、“感性思维”、“顿悟思维”、“灵感思维”、“集体思维”、“社会思维”和“抽象思维”（又“理性思维”、“科学思维”、“数理思维”）等，众多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思维方式。虽然，它却是当今一切“理性”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根基，并对现代一切科学及其发展，进行着限定与制约，但是，学术各界，对其在认识与表述体系方面的根本性缺陷以及如何运用“辩证逻辑”及其方法，进行充分地补充与完善方面，一直到目前为止，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普遍地理解、认知、完善和重视！更没有从中国传统优秀的易学及“象数易学”、“数术学”等诸多的文化中，去寻找更加全面完善的“天地生（含人）统一”的“盖取诸离”（网络式结构）的“阴”≡“阳”（A＝A）与“阴”≠“阳”（A≠A）相互作用的整体统一关系及其直接对应的“时间逻辑学”的“时间易学”哲理思想与方法里，来探究其由“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的“同一性”（共通、共性）的层次和角度方面，所形成的“有机辩证统一逻辑”及其结果，来认识和表述宇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性质下的“和谐”与“不和谐”，“平衡”“稳定”与“不平衡”“不稳定”等，所导致并形成的各种“生克制化合”的局面及其规律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本质（并非现象）趋势和结果。本书也是为了，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一些抽象与具体的规律（含理性、逻辑、某些实践等方面）而写作的。

再者，由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科学主义”和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理性’时代”的盲目的崇信下，我国各学界，几乎对西方“形式逻辑”及其“数理逻辑”（又名“科学逻辑”、“抽象逻辑”、“理性逻辑”、“现代逻辑”、“符号逻辑”、“逻辑斯蒂”），也相继产生了盲目的祟信和崇拜的潮流。这在我国各学界如何正确地建立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方面，起到了强烈的片面性侧重地认识与表述的影响和主要的干扰等作用——使我们的认识，在“排中选择律”的启导和制约下，不是仅侧重于“唯物”方面，就是仅侧重于“唯心”的需要方面。要么，干脆就仅仅是侧重于逻辑“理性”或“唯物”方面，而放弃了直观（直觉、形象）的“感性”及“精神”方面的（经验）认识方面的印证性及其成果，故而这才形成了，当前许多人为故意制作的：“物数”、“形数”、“象数”等分离的，仅以“虚拟”、“数拟”、“创新”、“科技”等方面的网络（信息）之“数”（含“大数据”、“云”计算等“模糊思维”等方面与“不可确定性”有关的各种可能性的概率方面的课题），作为判断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片面性侧重的惟一性判断根据——由于其间，往往失去了事物直接对应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的一些真切的根据和证据，故而导致了，目前在人们的眼目中，到处都是些“形而上”的脱离实在对应物的科学“虚拟”性的假设的结果和道理，或者虽是不能肯定性地进行判定，但却会直接对应于模糊不清的“可能性”（包括所谓的各种“预期”）陷阱的存在，以及仅靠“数拟”、“虚拟”所谓的“高科技”、“创新”等的欺诈性及其“创造”概念的手段，作为对一切事物规律判断的基本依据——真是防不胜防！

由于“科学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为了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传统“象数易学”及其“延生易”的“易理学”中，“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的“有机辩证统一逻辑”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应统一”的“本体论”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被当前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以及其得以认知与表述方面充实性的必须，而得到社会各界更加广泛地重视、接受和承袭，故而才撰写了这本书，以示抛砖式地启封与启示。

该书中，我们所极力推广的“延生易”的“象数易学”及其“易理学”（含正确的“义理学”）的思维方法中，当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思想里的“阴”≡“阳”或“阳”≡“阴”的时候，其思维的思想，就会与“形式逻辑”中的A＝A的“同一律”的思维方式，有所一定的对应而相同；而当我们“本体论”思想中的“阴”≠“阳”或“阳”≠“阴”的时候，就会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中的A≠A的“非同一律”、“必矛盾律”、“非排中律”和“非充足理由律”的“辨证逻辑”的思维方式，会有所一定的对应或部分的相同。也就是说，我们“延生易”的“象数易学”的“易理学”中，包含的并非仅是马克思主义所推行的：以矛盾为基础的“对立统一规律”；事物不断更替变化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表述事物量化、量变性质变化的“质量互变规律”的这三大定律所涵盖下的内容；并且它还是：以包括矛盾规律在内的“对应统一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内的“变易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不易”的“本体论”规律；包括“质量互变规律”在内的“质量对应统一互变本质定性规律”；“时间为主、空间为辅”的“时空论”的“时空对应统一规律”；“时间逻辑学”为直接对应前提的“时间为第一性及第一决定性要素规律”；与黑格尔“螺旋式上升”有某些共同性看法与认识的“五行”本质定性后的“生、克、制、化、合”的“事物本质关系规律”；乃至从认识与表述上会是更加合情、合理、合规矩的“先天八卦”及其配数的“本质定性的‘分类学’规律”；以及“集合学”、“组合学”、“类集集合学”、“多进制组合学”、“组合数学”等的“系统论”、“复合空间论”、“复合时空论”、“多宇宙论”等诸方面的种种认识与表述方面的规律，还有，更重要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对应存在于“盖取诸离”的事物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网络连动的关系整体之中——绝不会有任何一个事物，会是以自己本身的独体或孤体的形式，单独存在着的连动与相互发生作用和影响的规律，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真正我们“延生易”的“象数易学”的“易理学”则认为：由于“形式逻辑”的最终判断结果，有时是会违背“同一律”的要求，并且必然会产生“不完全”、“不全面”和“必然产生差异乃至极端情况下的矛盾和悖论”结果的，而“辫证逻辑”的方法，又是我们可以（专门）用来寻找或解决，差异性不同或矛盾性前提下事物间的“同一性”（统一、融和、共性等）规律的思维及思想方法，因此我们“延生易”的“象数易学”的 “易理学”方法，是会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统而为一成“有机辩证统一逻辑”的一种寻找事物共同（同一）性本质特点为主旨的思想方法和认识论。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认识与表述的方法里，有可能我们“延生易”的“象数易学”及其方法论中，才会真正地具备有，统一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以“阴”爻（- -）和“阳”爻（－）及其各自对应“阳爻”直接配1数，“阴爻”直接配2数的“本体论”方面的存在基础，并且还可以通过这些“本体论”方面的表述基础，直接推导出，一切几何空间结构状态所对应的各种卦象、爻象等卦的结构、分布的全部系统和体系，以及其各种卦、爻直接对应的卦数、爻数的（原始）配数值及其全部的对应性数值量化“以变”“合和”形成的全部成套的量化、量变的表述体系。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所谓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内容和思想，基本都不会像我们的“本体论”一样地具备有这么简单、完整、统一的全套的认识与表述功能、作用及其能力统一的表述体系——也就是说，大家说归说，实际上，许多本体的说法，还都并没有真正的具有或形成了其各自“本体论”的系统性的全套思想和方法，同时还能以这些基本思想和方法，作为自己全部认识与表述一切事物的最基本思维和逻辑的表述基础单元及元素。

所以，在以上认识与表达的基础上，我们又会主张：唯物与唯心、客观与主观、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象”与“数”（“象数统一”不可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大脑与意识、认识与表述等，所有无差异、相同乃至无矛盾，或者是有差异、不同乃至有矛盾的事物间，都能统而为一地通过我们的“延生易”所提供及推行的“象数易学”的“类集集合论”等方法，找到它们之间的本质共性和共同性、共通性需要的统一的（同一性）基础与和谐的认知基础——这终将也应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组成部分及其可能性才是。

再者，由于“形式逻辑”是以事物的相同性为基础，来寻找事物独立的差异性和不同性的认识；“辩证逻辑”却是在差异的不同性中，寻找与解决，它们的共同或共通性的“同一性”方面的认识；而我们“延生易”的“象数易学”，却既要认识事物的差异性，又要认识事物的同一性；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具备掌握及运用事物及其事物各种层次结构状态规律（同一性）的目的。这是因为：

假若一，

事物都是处于完全（全部）是A=A的存在状态时，由于其间的事物无法通过进行前提概念明确的差异地比较，来寻找到它们的不同性来进行对比，故而其“不可确定性”，就成为了它们必然的状态和结果——这也是在近现代物理学“基本粒子”的认识与表述中，必然会是无法明确确定的“不可确定性”的“混沌”、“云”、“模糊”思维之类概念等出现的根本原因之一。

如果二，

事物都是处于完全（全部）是A≠A的存在状态时，若是找不到事物间的“同一性”或共同（统一）性规律能相互间进行对比或比较的话，事物之间所存在的，仍然还会是个“不可确定性”的总体差异性结果和状态——这又是符合“哥德尔定理”和“模糊数学”、“波粒二象性”及其各种概率、几率说等的可能性（并非确实性），这在对事物的认识与表述中，必然还会是个“不可确定性”的真实实际结果的根本原因之一。

所以三，

只有承认事物间是处于：既有差异或矛盾的不同，又承认事物间是有共同性的同一性时，我们才能通过事物间及其规律的相互层次之间地比较，对事物作出正确且本质性方面的相对性地认识与表述——其中，缺少二者中的任何的一方面的认识与表述，都是无法对事物作出全面、完整、正确地认识、判断与表述的——因为这才是符合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体论”的“对应统一”世界观，以及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认识与表述方面的全面、完整、整体性认知及判断的（共性、同一性）要求的。

鉴于，本人30多年来，在易学及“象数易学”研究、探讨与应用等方面，具备了如下的一些“延生易”认识方面的基础：

（1）论证了中国古代“象数易学”的科学性及其某些发展脉络，以及恢复与发展中国古代“象数易学”原貌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2）指出了历史上儒家对易学及“象数易学”的部分认识误区和缺陷；

（3）经过30多年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出一套学习、研究、应用易学及“象数易学”的独特而简易有效且与现代科学、技术、生活、工作等许多领域相结合的“延生易”的认识与表述的很多的成套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一系列成果，而且在易学界破除迷信的工作中，作出了“科学易”方面的贡献；

⑷论证了易学及“象数易学”思维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重要意义，以及易学及“象数易学”中，易卦、爻的“以变”、“合”、“和”、“统一”、“同一性”等发展观，是如何对应与指导我们“科学发展”的创新思路及结果的获取的诸多模式和一些系统性方法；

⑸在以上研发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易学自身“符号学”为基本根据的“象数易学”它自身自然具有的一系列“易理学”理论及思想的“延生易”的认识与表述系统（仍含有某些正确的“义理学”内容）。而且在“易理学”的内涵方面，在继承与发扬了传统易学“象数学”、“义理学”、“象数易学”等原有正确的表述特点及功能外，更是具备了能广泛深入地继承、学习、研发、弘扬及表述过去、现在及未来等，对各种事物进行“公式”性表述的“卦变”、“爻变”、“象变”、“数变”、“象数变”、“符变”、“质变”等的发展变化状态、关系及其规律，以及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等诸多学科、领域方面的与“时间逻辑学”紧密相关联的“类集集合论”（含“历史集合”）在“分类本质定性学”基础上的认识与表述的“系统论”方面的功能（含“过程学”）与作用——其中，并不仅仅仍是保持了易学及“象数易学”其原有的“命运关怀”的功能及作用，以及运用这些“象”、“数”、“理”、“实践”等学问的基本知识和经验，仍然还可以专门用来理解及解释《易经》、《周易》、《周易大传》及其儒家在此基础上的各种衍生作品的卦、彖、象、爻、辞、传、句、章等的解释学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⑹在以上的基础上，“延生易”又创立了：在“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应统一”世界观启导下的“本体论”思想方法论的：“阴”＝“阳”（A＝A）的与“形式逻辑”直接对应的易卦、易爻、易象、易数、易符等对应性的认识与表述功能及体系，以及“阴”≠“阳”（A≠A）的与“辩证逻辑”直接对应的易卦、易爻、易象、易数、易符等的各自及其组合的认识与表述功能及体系。其中，卦爻组构的“几何”空间状态及其“过程学”与“时间逻辑学”和“时间易学”的“时空统一”的“延生易”的对应表述体系与方法，使“象数易学”及其“易理学”（不是“义理学”），形成了以“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而为一的“有机辩证统一逻辑”的“天地生合一”（含人）的认识与表述的“系统论”体系和方法，从而为今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生态、党建等全方位的一切方面地进步与发展，将会提供“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化基础上的创造及创新在思维和思想方面，许多的新思路与新的思考方式和方法——不会再仅仅还是以：有认识与表述上不可避免的必然缺陷的“形式逻辑”（又称“数理逻辑”、“抽象逻辑”、“理性逻辑”、“科学逻辑”、“现代逻辑”、“逻辑斯蒂”、“符号逻辑”），仍然还是作为我们思维、思考、思想的惟一绝对而不可逾跃的思维、思想及思考方法的基本根据了。

故而，我们进一步倡导并提出了：由于我们认为：“传统文化是本民族或国家所固有的，也是最具凝聚力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精华的结合，也会是更先进的”，因此，我们当前研发“延生易”及其“象数易学”的主要目的，是期望在中国传统文化推导方法的精华与西方现代科学推演（演绎）及归纳方法的精华组合中，构建起某些互通性的以辩证思想为主体并与形式思想相结合的归纳、统一与推演、分解的认识与表述的（比较）平台和模式——使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广大读者和好研玩易者，了解、接近、接受易学及“象数易学”；使有传统文化背景的读者和好研玩易者，在尽量不违背正确传统表述内涵、意义、方法的基础上，能科学化地掌握与运用易学及“象数易学”的思想与方法——借以启发大家如何地在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特色”前提下，来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文化、思维、精神、价值及哲理等许多方面的世界观、方法论等诸多方面认识、表述、借鉴、启发与实践的一些“时间集合”（含“历史集合”）、“类集集合”、“象数集合”、“复合空间集合”、“多宇宙集合”、“时空统一集合”等等的系统性思想和理论的一些具体、针对与抽象的对应性（含时空）结构模型、数理及传统优秀文化方面的根据等问题。

在该书里，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延生易”的“象数易学”的重要性和作用呢？

就是因为：当今仅以“形式逻辑”的思想，认识与表述一切事物及其规律时，当信息量扩大到一定的量，或者瞬间或暂短时间下，事物的信息量会剧烈地增减，乃至变化量复杂且巨大时，“数理逻辑”的“不完备”、“不可计算”、“不可确定”、“不可确切判断”、“必然产生矛盾”等判断结果的必然缺陷，以及所运用的又多都是些在“模糊”概念前提下，把原来统计到的，但是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几率、概率、概率幅式的众多事物同时出现的可能性，作为对当今、今后或未来事物及其预期与结果的真实具体事物及其规律的必然的肯定性结果，来认识及处理了，故而这将成为，人们对真实事物及其规律不断认识中的，一些认识方面的误区和错识性依据——把假设、想象、虚拟、推论、也许的“可能性”及其概念与（过时的事物）结果，当作（目前、今后）事物真实的客观实际存在来进行对待与处理——真是盲目得无法再傻了（但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而不是故意而为之的行为）！当然，这也是在“虚拟”、“数拟”、“创新”、“科技”等信息潮流的概念中，数与对应事物相互脱离时，其最大的盲目性及欺诈性的根源之所在。这还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网络开放化”、“军事联邦化”、“资本虚拟化”、“信息共享化”等等，执意或不得已将信息量放大或急速减少或缩小到一定的量值时，使人们在形式思维认识下的“不可确定性”，成为必然性的判断结果后，这自然就会很容易地形成是各种不可确定性、欺诈性手段和（经营、操作）方法的根据和根源了。可是，就其从长远的更加深层的意义来说，对于这一“哥德尔定理”特别重要的逻辑意义、哲学意义、经济意义、政治外交与军事意义、语言文字学意义和数理意义等，至今仍然还是甚少能被中国哲学界、数学界、科技界（含物理学）、语言文字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媒体、宣传、政党、各信息界、学术界等的人士和领军人物们，有所较广泛地关注、理解与认识。从长远发展的必然需要来说，请大家得特别提高警惕才是！

我们如果在总结“形式逻辑”及其“排中选择律”的不断持续地影响和统导下，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认知过程中，我们往往经常会发现：

由于受到仅盲目重视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单方面地个体性追求，忽视并放弃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的需要、“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共同共享需求”等的必须性和服务性意识需要，于是会出现：

看重坚持己见，甚于归纳各方面的意见；

看重分析、推演，忽视综合与归纳；

看重眼前、局部或个体利益，忽略长远、全局或整体的利益；

看重推衍和演绎的具体性提升，忽略归纳与综合的总体性提升；

看重竞或争，甚于合作与协同；

看重发奋、扩张，甚于保守与凝聚；

此外，

看重实验科学指导下的理性知识，看轻并忽略感性、形象、直觉认识基础上的认知经验、智慧及其发挥；

看重对科学的崇信，甚于传统、宗教、意识形态与信仰的认知与哲理的探求；

看重暴力、军事强势和霸权的追求，甚于和平共处、文化共识及平等权利的实现；

看重经济利益和价值的获取，甚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利益及其价值的寻求；

看重排斥、打击及其以“对立”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和作用，忽视并放弃“互补”、包容及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对应”为基础的“有机辩证统一”的共赢思想和合和作用；

除以上而外，一般还容易导致发生：

看重物质（唯物）的追求，忽视精神（唯心）、思想与道德的充实与完善；

看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润和物欲的追求及满足，排斥甚至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共性利益及其享受，乃至精神、意识形态的“为社会尽力服务”的追求与满足；

看重自我的个性、个体、局部、眼前性的差异需要，忽视“社会性”需要下的集体、大局、长远、整体和共性的需求；

重视大国与先进国家的发展需求，胜于落后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和诉求；

重视保证与保护少数有钱人的利益及其榨取，忽视广大人民分配利益及社会共享利益的普遍公平性获取；

重视局部或个别利益的获取与满足，甚于争取整体和全面利益的获取与满足；

重视少数权威、专家、优秀CEO们等强势个体的认识与发挥，甚于广大普通实际劳作人民成果和作用的具体组合性发挥与创造；

看重具有欺诈性为主的资本的“虚拟资本”及其经营模式的发展与结果，忽视或忘记“实体经济”的基础及其支柱的作用和成果；

重视“虚拟经济”、“虚拟资本”及“虚拟货币”对经济的主导和欺诈作用与发展，忽视并放弃了“实体经济”、“实物货币”和“实际资本”及“生产资料”的实际发展基础和支柱的作用；

重视“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与无任何原型为根据的“信用”机制和预期的效果，忽视并排斥生产与市场的实实在在的“等价交换”和真实的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实际作用及实际效果；

重视充满各种泡沫的GDP指数的快速和高速度的增长，忽视并轻看了CPI物价揩数的增长带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GPI通胀指数与M3（而不是M2）广义货币增长指数的尽量平衡，借以解决本国货币无法根本解决的持续性的贬值及其不可抗拒的养老保险难题的可能；

重视个人的工资增益水平的提高，忽视或想不到“社会主义”社会性更加需要的是全社会公平公享利益的扩大与增长（借以防止黑心资本拥有者，借增加工资来抬高物价，让大量的资金被迫不得已地流入少数有钱有势的人的口袋里）；

重视并突出数理与数学的脱离实际的抽象之“数”及其“虚拟”形式及其作用，忽视或忘记了“数”、“象”和“物”在实际对应性“象数统一”表述状态下，是“万万不可分开”的实际存在形式及其“物数对应统一存在”的重要依据作用；

重视或仅依靠“形式逻辑”的“排中律”前提下所获得的片面性（少数）个别的成果，忽视并放弃“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统一的“有机辩证统一逻辑”的充分地补充作用及其能力下，所获得的更加全面完整的（多数）众多的共性（同一性）成果；

重视“形式逻辑”前提下的“可确定”、“可能”性部分，忽视或不甘情愿放弃“形式逻辑”前提下，不可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不可完全确定”、“不完备”及必然出现逻辑矛盾的表达部分的“哥德尔定理”的警示；

重视并满足于“空间为主，时间为辅”前提下“空时论”的研究与成果的实现与获取，忽视、轻视并排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前提下“时空论”的深入研究及其更多成果的实现与获取；

重视“形式逻辑”下的“数理逻辑学”成果的开发与运用，没认识或意识不到“象数辩证逻辑”下的“时间逻辑学”成果的建立、开发与运用的特别重要的补充作用和效果；

此外，对于我国的易学界来说：受所谓某些“权威”人士的“形式”思维的影响，又会普遍地：

重视并支持整体、局部或个人“自强不息”的奋斗和自我的“个性”精神，轻视并进而忽视放弃了，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必须具备的“厚德载物”的负责任的包容和“社会性”要求下的主动的“服务性”意识与精神；

看重文化中“阳”的（显性）部分，或强调男性及少数强势个体的价值理念或态度，却忽视与其能“互补”的“阴”的（隐性）部分，或忽视女性及更大量的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念及需求；

也就是说，

重视并突出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及意识得到的事物明显或表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及表象规律的对待与处理，甚于或忽略了看不见、摸不着、感觉及意识不到的，事物暗藏或隐蔽所表述的本质特性及本质规律的对待与处理；

重视儒家及其“义理”、《易传》中的，所谓的社科、人文、伦理方面的理性的“形而上”的“哲理”或者经验主义成果的“义理”性的开发及教化，忽视并蔑视易学“象数学”及“象数易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的“象数”表述的理性与实践结合的，并受“易理”的“形而上”指导的“形而下”的科学技术、实践、成果及其“科学易”的开发与教化；

重视汉朝之后的“经学”、“理学”、训诂考证的“朴学”和《易传》文字学内容的“人文学术”、伦理、“仁义”、“德”性价值的弘扬、发挥与所谓“创新”的“解释学”内容，轻视并忽略秦汉之前或之后的“卜筮学”、“象数学”、“数术学”、“传前易学”、“三晋易学”等原创、内涵、方法，还有与其相应而发展起来的，当前“科学易”诸多方面的挖掘、整理、探讨、承继与发挥；

重视易学“理”学、“心”学、“功利”学、“象”学等的开发、研究与弘扬，轻视并排斥“数”学、“分类”学、“数术”学、“时间逻辑”学、“五行定性性质”学、“‘盖取诸离’网络整体相互作用关系组构”（情感）学等的开发、研究、弘扬及实践；

重视想象与推理所发挥出的“形而上”的“义理学”的开发、研究、推猜与弘扬，忽视并放弃对易学自身“符号学”应具备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相互结合的“易理学”的探讨、开发、研究、实践与弘扬；

重视“干”、“支”、“花甲”、“先天”及“后天”卦等“分类”表述方式、方法的开发、弘扬与实践，胜于“连山”、“归藏”、“八宫”等卦以及“五行”定性性质及“元、会、运、世”等“分类”系统、“类集集合”的“系统论”和与其相适应的“集合学”及“组合学”方法的探讨、开发、弘扬与实践；

总之，重视易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文字“义理”主观“解释学”方面理学地开发与弘扬，轻视、蔑视并排斥“象数易学”的“设卦以尽情伪，立象以尽意”“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易与天地准”的“象数”及“数术学”理学与客观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易学”方面地探讨、开发与弘扬；

……等等。

诸如此类“形式逻辑”在“排中律”极端认识论的“测不准原理”的“不可确定性”（模糊思维）指导前提下，所造成的，几乎全是单方面侧重性的孤立、片面性的单一方面的认识与发展，并且已经到了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社保、道德、精神、生态、价值趋向等很多方面，在“形式逻辑”哲学前提的“不完全性定理”涵盖下，所导致的不得不产生危机与不协调性状态的屡屡不断地发生。也可以说，我们如今的人类，许多方面已经进入到令人极为担忧的“不和谐”、“不协调”、“无法控制”、“很难监控及调整”的“不可确定”、“不完备”、“不完全”、“无法准确判断和计算”的盲目性疯狂地追求即得利益的时代——甚至是不顾人类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需要，反而出现并发展进入到了“疯狂索取”、“卑鄙无耻，不择手段进行掠夺”的盲目追求利润和个别利益的不计危险后果的发展阶段——以至于造成并导致了，开放30多年来，我国当今本土境内的许多城市里的各种污水，都得不到自觉主动地进行处理后，再排放，致使许多城市中的水及地下水的57％，已经是连浇灌植物，都是不可以用的了——大家太民主！太自由了！各自顾各自，谁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谁也不管他人的共同需要！真是太没规矩，太不受限制和太没有利益欲望的尺度了——连危及到全世界经济都在继续衰退的美国的“次贷危机”的发生，欧盟国家之间的“欧债危机”产生的根源等，也都是源于此！

当然，仅由“形式逻辑”作为我们认识与表述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唯一的方法的话，它所导致并形成的各种经济危机及衰退；政治军事方面的紧张；各方面的对抗与冲突；科学技术方面悖论的不断产生与漫延；生态平衡与稳定的继续遭到破坏；生理心理和物质利益等欲望的无法顺利的得以满足；国家民族利益与局部或个人利益等的矛盾和需求的冲突；领导与被领导者（除阶层外，还含有“阶级”）之间的矛盾；体制机制与市场及政府之间本不应该存在的各种误识和误区；剥削与被剥削者的需求差异和矛盾，等等，一切片面侧重某些片面目标或目的的认识与表述的结果，都将继续会给宇世界带来更多、更大、更复杂的必然地失衡、冲突和麻烦——有可能，我们大家将再也无法能轻松愉快地过日子了！。

由此，我们又会想到，现今社会上流行并充斥着学术界的“唯科学主义”思潮，还有当今学术的“唯数”、“唯理性”、“唯信息”、“唯概念”、“唯数字化”、“唯网络化”、“唯假设”、“唯虚拟”、“唯创新”等的“虚拟”、“数拟”、“大数据”及“云”（模糊、没法或不可确定）等概念和方法论地盲目崇尚和鼓吹。而这些思潮和方法论，虽然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但是它们本身的理性素质（学术个人认知为基础）的学术性，虽然也或是“社会思维”以及“集体思维”下的共同认知的成果，但是由于它基本上是以个人或某些人的认知为基础的学术性，使它们基本上，并不具备有广泛社会认知下的强制性的功能和作用，所以它才会成为，是不具备有领导性质的工具理论意义指导的科学（含有必然对应的虚拟性）——虽然，科学技术可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与发展，可是它是不能直接解决，与之有互补关系的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以及领导社会的发展方向的（社会地发展，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社会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精神文明发展与认识上的补充性支持才行）。可以说，所谓在“科学主义万能”指导下的“一切都要科学决策”、“科学统筹安排一切”、“科学统筹发展”、“科学解决所有困难”、“科学指导并解决一切矛质”、“科学和平发展平衡一切”等观点和说法，也很可能会是些空洞的“意识形态”需要的口号而巳。可是，它们却正主宰着我们当今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学科与科学的发展道路及其方向。大家通过“物理学泰斗”霍金先生勇敢地“退却”这一事实的启示，应该想到、感到或看到，一些科学家，已经意识、认识或觉悟到了某些不利于当今科学发展的“规律”和方法论。同时“科学及其技术是双刃剑”的正确认识，也证明了，科学也应该重新来审视与完善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及其实践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现在在思想方法上，除了借鉴有认识与表述必然缺陷的“形式逻辑”方法外，更应该是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正确的“辩证法”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进行必须地补充和充实才行。当然，还应该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以及“象数易学”精华里，既能达到“量变的守恒且平衡”，又能做到“量变达到质变本质性准确认识与表述”的“对应统一”的“有机辩证统一逻辑”思想的世界观及方法论精华的历史时机，必定是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机遇期已到）——就看我们会不会，能不能够迅速、明确、扎实地去进行具体的“中国特色”（即，中国优秀文化精华为基础）地创新、借鉴、充实、完善与实践了！

可喜的是：如今的科学及其发展，正处在一个从个体、局部到整体的一个转型时期。也就是说：从科学过去的以分科为主，逐渐走向综合；从层次细分的“还原论”观点，走向“系统论”、“整体论”的综合归纳论的观念；从简单、线性系统，走向复杂、非线性系统的复合；从侧重物质（唯物）层面研究，走向生命、智慧（唯心）层面的研究；从常观、宏观向微观、渺观、宇观等极端领域推进；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既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更追求生态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逐渐会走向双向同时侧重，而且又能相互补充及充实其各方各自认识与表述不足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分散、分科、局部领域的（专科）理论研究，走向大一统的（复合性）理论研究探索；也就是说，人们的思维类型和方式，走向了，自然哲学和直观的思维方式；实验科学和实证的思维方式；理论自然科学和概率的思维方式；当代自然科学和非线性思维方式的这么四个阶段——它们反映了，人类认识从现象到本质, 从因果关系的确定性（本质）到或然关系、模糊关系（本质现象）的可能性, 从封闭的孤立系统的线型世界到开放复杂巨系统的多元、多层次、多角度、复合性、组合集合性、非线型世界等整体本质地探讨与研究——同时还说明了，“人类由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再到技术哲学以及工程哲学的发展”。“国际易联”的邱亮辉先生还认为：“‘科学活动’是以发现为核心，‘技术活动’是以发明为核心，‘工程活动’是以建造为核心。‘科学活动’的基本任务是发现事物的一般规律，形成科学的知识体系, 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没有专利可言。‘技术活动’的基本任务是发明可行的方法, 现代技术发明的结果多为专利。‘工程活动’的基本任务是建设具体的项目, 本质是集成技术要素和其他要素实现优化的价值目标, 建成直接的物质财富, 不但直接关系到工程主体的利益，而且关系社会（和长远）的福祉。‘科学活动’的主体是科学家, ‘技术活动’的主体是专家, ‘工程活动’的主体是工程师和企业家（统一管理者）。”而在“工程哲学”里，邱先生又说：“工程意识，其包括自然、环境意识, 科学技术意识, 经济、管理意识, 社会（政治）体制意识和人文、伦理意识（价值意识）, 是（文化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工程意识’和科学、技术意识并不矛盾, 因为工程活动不仅包括技术要素、科学要素, 还包括自然要素、环境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人文要素、伦理要素（文化要素）和社会（政治、国防、军事）要素。因此，强调‘树立工程意识’比树立‘科学意识’具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因此对应的哲学，就有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环境生态哲学）的学科链条。”所以说：“工程活动包括技术要素和科学要素, 而科学、技术并不包含工程的要素。因为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类不同的社会活动, 它们有密切联系, 同时又有本质区别。不能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 也不能把技术与工程混为一谈（更不能把科学与工程混为一谈）。所以树立技术意识、科学意识，都不能代替工程意识, 技术哲学、科学哲学也不能代替工程哲学, 相反, 工程哲学是它们（共同）发展的必然。”……由于在这样一些科学潮流的大潮面前，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等的整体化观念，正在逐渐开始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易学”及“象数易学”的整体“有机辩证统一逻辑”的“自然观”、“自然演化发展观”；“天地生（含人类）合一观”；“时间逻辑观”（与“牛顿的绝对时空论”中对“绝对时间”的认识与逻辑，是根本不同的认识）；“五行”本质定性辩证的“协调观”；“类集集合论”的“分类观”、“集合观”及其“系统观”、组合学、集合学的“组合观”等的回归，因此正确的“易学”（含《周易》）及“象数易学”的基本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必然在今后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起到更加泛洪的推动与指导作用——我们“延生易”的更加能进行全面整体思考的“形式逻辑”、“辩证逻辑”与“时间逻辑学”及“五行”本质定性辩证的综合统一，并且还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思维的“时空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已是处于逐步形成、成熟并正在加以推广延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上了。

此外，当今更应该让我们有所警惕的是：由于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许多判断与推导的逻辑及其“理性”概念，往往是已经几乎基本代替了，人们本身所必须要具备的逻辑思维的功能和能力——导致了社会上许多的人，基本上都会盲目尊崇并相信通过运用计算机的逻辑推导，才能进行作出各种正确判断结果的习惯。又因为计算机的逻辑判断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代替我们人脑全部的思维及思维过程及其判断结果——由于其间，缺少直觉、感性、形象、想象、幻想、梦想、灵感、顿悟等人性的自觉性自主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下，指导人们由“善”的本性出发，作出相应反映的正确言论和行为的能力，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对自已进行逻辑学能力方面的培养和训炼。因为我们人类具有靠“理性”来指导自己一切言行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又得依靠我们自己大脑中的逻辑的“理性”判断为根据，来进行具体性的指导，所以我们这里着重强调人们大脑“理性”逻辑的自主能力，也仅是为了防止我们在对计算机及人工智能等许多方面，盲目地对其逻辑及其逻辑结果的认识、崇信与信任（信誉、信用、信任的出现，形成了资本主义欺诈性剥削的基本概念基础），以防莫名奇妙地掉入网络、虚拟、数拟、“创新”、“科技”、“市场”、“资本”、“货币”、“价格”（并不一定等于价值）、“经营”等的各种“象数”故意分离的欺诈性的陷阱之中——也是为了尽量抗拒与摆脱社会上，不该发生的诸多的莫名其妙逻辑缘由判断下的杀人、抢劫、违法、犯罪、违规、造谣、滋事、随意结婚离婚，等等，违反人类正常逻辑思维的“逻辑事件”所造成的社会上不良恶果的继续不断地发生。

同时，我们依然希望：我们应当在这个举世文化，似乎正在披靡于西方文化的（盲从）时代，仍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及其传统思想和方法的精华，留下正常思维、理性及批判性思维的种子和机会——绝不能再让那些打着“反违科学”幌子和旗号的自身确实又是“违科学”者的各类人物，仍以违反“科学探索”认识与表述精神和思想的胡搅蛮缠的“违科学”的言行，继续再猖獗和狂自尊大了！

更详细和细致地分析与研探，请注意该书里各文中的具体探讨与思考。

参考资料

“新世纪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两个方向” 丘亮辉2012-8-10 15:20:40网文

《象数易学与应用》  张延生著   中央编辑出版社

《象数易学与逻辑》  张延生著   中央编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