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婆与蛊卦

在湖南湘西苗族中普遍有关于“蛊婆放蛊”的传闻，而《易经》的六十四卦中则有一卦称《蛊》卦。那么此“蛊”与彼“蛊”是一回事吗？或者说它们之间存有联系吗？

我们在《蛊婆与织女》的帖子中已经对“蛊”本来意义作了全新的解释和考证。所谓“蛊”苗语称为qid，汉字可以有“歧、畸、魌”等形，是指独具非常本领或称“法术”“邪术”的人。不过畸、邪这些词并不一定天生就具有贬义。传说中创造了文字的仓颉之颉就与邪术之邪同音。发明乃至认读和使用像汉字这样一种文字系统当然需要非同寻常的本领的。所以“颉”和“邪”就非同寻常的本领而言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仓”其实就是藏的引申，“仓颉”即“藏邪”的谐音，也就是隐藏着特别的智慧。
在苗语的语境中，qid“歧（或畸）”还有孤单、寂寞的意思。守寡，苗语便称doul qid“只歧”。这两个意义互相关联，独具的本领，独特的见解本身就有孤独的含义。而且一种独特的乃至卓越的见解逋一提出，都难免被视为异端，也就是“畸”“邪”，提出者还可能遭受孤立甚至迫害。中国这样，外国也这样。

然而大家熟知的织女便是一个“蛊婆”。关于蛊婆与织女，已写了一个专帖，本帖将说说“蛊”卦。《易经》中的“蛊”字的意义，仍基于上述理解，或者说我们正是受上述的理解的启发来解释《易经》中的“蛊”的，而非照搬任何一个《易》学专家的解读，这本身也是前所未有的。

还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解读《易经》的心路。《易》卦的卦名必须“成对”解读，用一对卦名代表事物的两个方面。比如乾坤一对，屯蒙一对，需讼一对，师比一对等，孤立释读任何一卦不能说明问题。这一点《系辞传》也有所贴示，只是由于没有完全被看懂，所以没有引起“说易者”们的足够注意。《系传》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刳木”是把木头挖空而成独木舟。刳是苗语kud，挖、掏、抠之类的意思；掏空代表事物“虚”的一面。剡读如淡音（按字典读若炎，得不到正确解释），苗语对应有danx，dans两读，意为正直，实在。第一句的“剡”用后义，引申为事物“实”的方面。第二句，弧，源自苗语nkud，弯曲的意思。这句“剡”字用直义。虚与实，曲与直都是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第一句说舟要虚，楫要实，虚、实配合才能由此及彼；第二句则说弓要曲，矢须直，曲、直互为补充才能达高至远。两个方面都缺一不可。《系传》作者借此提示读者，卦名要两两结合。乾的主要意义在于坚韧强固而不可侵犯；坤则在于广大浑厚而包容万物。一个人必须兼备这两种德性。没有前者会备受欺凌；没有后者又会与世格格不入。“需”的本义是雨水，“讼”的本义源于雷电。雨水可理解为恩泽与福祉，雷电则代表警示和惩罚，故“需、讼”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刻薄寡恩得不到拥护，没有道德法制会乱成一团。

六十四卦中，并非每一对都寓涵深刻的哲理。有的只起凑数的作用。但“蛊”和“随”这一对虽然很少被提及，却是最重要的相互依存的两卦。我们可以用这两卦所寓涵的哲理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

蛊的意义已如上述。对那些所谓“法术”，可以不必当真。旧小说中常说某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其实谁又能有那样的本事。但独一无二的创新却不可忽视。在现在条件下，“蛊”就代表独一无二的科技创新，特别是重大的创新。“随”的意义为追随，代表普及。经济发展说到底就是不断的创新与普及的过程，也就是“蛊”与“随”的过程。没有创新，所有经济活动只是简单的重复，这一代重复上一代的生活。《易》文化非常重视创新，或者说创新在《易》文化价值观中处于核心内容的。《系传》就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生生”不就是创新吗？而所谓“日新”，所谓“生生”在六十四卦中，就体现在“蛊”卦上。

科技创新不是采取平稳的、连续的方式，而以飞跃的方式出现。每一次重大的创新都是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任何一个重大的创新都只能以某个个体为发端。一开始都是“独一无二”的，许多时候不能被人理解，知音难觅，所以也是“孤独”的，完全符合我们说过的“蛊”的德性。但真正的创新终将被理解。在现在环境下会有人看出其中的商业价值，于是就投资开发。由此带来的丰厚回报，会吸引许多人起而效尤，直到充分普及，这就是“随”。从一个重大创新出现伊始，到完全的普及，就完成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周期。所以经济发展总具有周期性。此故，对经济发展而言，“蛊”和“随”是相辅相成的一对，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层意思。

普及又分两个层次：

一是普及到各个领域，各行各业。随着一个重大创新的出现，无数相关的创新接踵而来，直到所有能用上新科技的领域和行业都用上为止。重大创新从无到有而始于无名，而又带动各行各业无数的创新出现，如老子所说：“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名”就是一种新的创意。

一是普及到各个地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从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显然从取得突破到全面普及必须有一个过程，这就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就是“周期”的时长。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层意思。

大家可能会问：这段时间要持续多长啊？经济学家们有说五十年的，有说四十年的不一而足。我们说绝对的时间长度，目前还说不准。但相对而言可以说取决于创新本身的性质及普及地域幅员的广狭及阻力大小。汽车的创新与IT创新性质不同，普及所需时长也会不同。日本与中国幅员与人口迥异，所需时长也必迥异。还有基础设置、制度建设的状况及民众的教育水准、宗教信仰、道德取向等都会构成普及的不同程度的阻力。

地形地貌、资源秉赋、基础设置等，这些属于物理方面的阻力。但人文方面的阻力也不可小视。它不仅可能阻碍普及，甚至扼杀一切创新。三千年前，周武王伐灭商纣的一大理由就是说纣王“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所谓“奇技淫巧”也就是现在说的发明创造。周王朝建立以后所做的一件大事便是颁布法令，禁止发明创造。《吕览·离谓》说：“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倕指巧倕，是我国古代的大发明家。周王朝把他的形象铸在周鼎上，而锯去他的手指头，用以告诫世人，发明创造就要受到锯去手指的处罚。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都是受儒家吹捧的圣贤，所以这种思想到西汉中期实行独尊儒术以后就成了历代统治阶层的主流意识，一直延续到大清王朝。我国科技的进步就一直受这种主流意识的桎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的憾事。而欧人所谓文艺复兴也无他，解除人文意识上的桎梏而已。就是现在，也不能说没有可以检讨之处。我们的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在为创新思维培植新秀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大学校长甚至学部委员的剽窃丑闻不绝于耳！学术性著述的刊布发表比登天还难！这些都是无形的阻力。

自己不创新，又不许别人创新，钻研科学技术就要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还用闭关锁国的方式阻隔境外创新在本国得到普及的可能。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作为使普及的阻力达到极大，完全阻断了经济发展的可能，普及所需的时长也被推向无限远。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状况，所以改革开放是绝对必要的。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三层意思。

上文提到，有人看中一些创新的商业价值而投资开发。但投资就需要钱，通常称货币。这其实说明一项创新要得到普及是要用货币来推动的。货币数量也由创新的性质及普及地域的广狭来决定。如果我们用M₀表示这笔货币，我们简称为货币资本。在投资过程中部分货币资本被用来添置设备，兴建厂房等而转化为“固定资产”。当然会留出一部分充当“流动资金”，也称“流动资产”。这两部分资产之间会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但花出去的那部分货币并不是就没有了，而是变成了另一个资本家的囊中物——“利润”。这“利润”又会被用来投资，又会产生另一份固定和流动资产。当然第二回合的资产比第一回合会小些。其余类推。这样一直延续下去，最后新增的流动资产的总和就是M₀，而固定资产的总和则要比M₀大若干倍。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乘数效应”。每次投资都使GDP得到相应的增长，当M₀全部转化为流动资金时，一个增长周期也就结束了，再投资就是无效的。

由此还可以看到，流动资金不能用来投资，用流动资金进行投资会使经济的正常运转发生困难甚至窒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出现的“三角债”就是如此。由此可知，社会上的货币事实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保证流通的，余下的才能用于投资。也就是说，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是“多余”的货币。如果“多余”的货币数量恰好和某个创新所需要的M₀相等，那是理想的。少了，经济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过多就会形成“泡沫”（用这种“过多”的货币开发房地产，就会产生房地产泡沫）。但是必须看到，有“多余”的货币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某些“自由派”专家总在那儿抱怨货币发行过多，那是错误的，事实上究竟应该发行多少，他们也说不出子午卯酉。

“多余”的货币从那儿来？是政府官员命令造币厂开动印钞机印出来的。印多少合适？政府官员连同顾问们同样说不准，所以总是非多即少。少了要补充，多了要调控。调控之法一般通过控制银行的货款规模，比如调整银行准备金及利率之类。美国的“美联储”干的就是这事儿。现在中国也设置了类似机构。

一些网友一定听一些专家、记者或公众人物什么的说过：货币发多了要引发通货膨胀的啊！不。我要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试想一下，比尔·盖茨或者马云会把周围用得着的用不着的商品都一古脑儿买光而让物价扶摇直上吗？

“发展”的实质就是重大技术创新的普及。但这一过程对劳力就业而言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效应。开发新产品，建设全新的行业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吸纳劳力就业；对既有行业进行技术革新、改造，把人工作业改变为机械甚至全自动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减少就业岗位，释放多余劳力。如果前一效应大于后一效应，则社会整体劳力缺乏。老板为了争取到，或保留住劳力会争相提薪，则商品价格随工薪上扬，这就是通货膨胀！如果后一效应大于前一效应，则社会整体劳力富余，部分劳力就会失业。通胀率或失业率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引发社会动荡。两者都是我们不乐见的。然而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办法使这两种效应恰好正负相抵，所以通胀与失业总会交相出现。而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为了“发展”我们不得不忍受某种通胀或失业。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把通胀或失业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最后再说一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我看过若干篇这方面的文章，其中不乏出自大咖手笔者。但我都觉得不是很满意。比如有人说要走出陷阱，政府就得减少干预。但什么情况要干预，什么情况不能干预，这个界线他们也说不清楚。所以说了等于没说。这些文章的共同缺点是都未能说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与充分条件。

上文已经说过，发展的实质就是重大的科技创新与普及的过程。那么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就是普及未能进行到底，半途夭折而功亏一篑。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的问题，没有发展也就不会有“陷阱”。为什么不把“普及”进行到底呢？这跟国情有关。比如中国，有改革开放才有发展。没有改革开放所谓发展也就不存在。我们从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工资都是五百大毛。

但“开放”并不总是由我们一家说了算。这好比两个蓄水池。西方发达国家的那一个水位高，由于科技落后，我们的水位比人家的低得多。开放对我们来说就是把障碍拿开，让人家的水流进我们的水池，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一直流到我们的水位跟人家的一般高为止。发达国家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实际上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可是我们跟人家不处在一个池子里.人家的水池也是有闸门的，不是无节制的。开始时，西方有许多用乏了的技术，通常称“劳动密集型”。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要占用许多劳力，而发达国家工资很高，生产这种东西不划算。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富余劳力”，商品成本中的工资成分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发达国家的厂商纷纷到中国投资设厂。中国的GDP也得以两位数增长。但一方面，中国的“富余劳力”也不是无止境，随着“富余劳力”日渐枯竭，工资率迅速提高。而其他国家，譬如越南等，也在效法中国，而他们的工资率甚至比中国还低得多，自然也能分流到不少的“肥水”。流进中国池的“肥水”自然就越来越少了。所以中国的GDP不再能维持两位数增长是很自然的事。

更为重要的是：上面说过，发达国家转到中国的多是些乏技术，真正先进的东西，真正的know how是要受到严格的控制的。就连我们的台湾同胞也是如此。还是用池子打比，允许顺流而下的只是浮头上那些小鱼小虾（甚至臭鱼烂虾）而已，至于真龙、神龟那些东西是不许进入我们的池子的。在这种情形下，仅仅开放我们的水池，那水位无论怎么都不会赶上发达国家。这种差距如果固定下来，就成了“中等收入陷阱”。

怎么才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呢？等待发达国家发善心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我们自己的池里能找到若干泉眼儿。发达国家的水池水位所以比我们的高，就是因为人家的水池里有泉眼。如果我们的也有，就算发达国家把闸门都关上了，凭着自己的泉眼儿咕嘟咕嘟不停地往外冒，总有一天能超越陷阱，而与发达国家同领风骚。所谓泉眼指自主创新的能力。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跳出陷阱就越快。

但，中国真的能跳出去吗？中国人不比别人笨，我对这点保持充分的信心。然而创新可遇而不可求，不是谁想创就能创。所以谁都说不准什么时候会从哪儿冒出一个重大的创新来。也不可能通过政府计划安排实现。人们可能做的就是创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社会氛围，为自主创新提供便利，保驾护航。之前计划经济所以不能成功，就在于创新不可能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美国虽然有许多足可咀咒的缺陷，然而却有着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和社会氛围。这是中国人需要学习的。

作者简介：地方在职干部

麻荣远，男，苗族，易学研究及苗族文化学者。

吴心源，男，苗族，易学研究及苗族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