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文化传承与邹衍

周易文化始于远古，用于历代，传世至今，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标志，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象征，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周易文化不但主导着中华子孙不断提高认识世界、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而且对科学发明和社会进步都渗透着无穷的指南。相传炎帝、黄帝、尧、舜、禹几代圣人先后依据《易》中有关卦象发明网罟、舟船、水井、房屋、城市、集市贸易等。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历朝历代都十分注重对于易的研究，夏商周三代均有详细的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对易的研究尤为盛行，而在此期间，传承并发扬广大的当属邹衍。

邹衍，又作驺衍，齐国人。由于文献缺略，生卒年不详，目前考证是大约生于齐威王晚年的公元前３２４年左右，死于燕王喜伐赵战争失败的公元前２５０年。从《史记》的《史记·卷七十四》、《史记·卷七十六》、《史记·卷二十八》，《吕氏春秋》，刘向《别录》等书的引述中可以推理出邹衍在齐宣王时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盐铁论·论儒第十一》。“邹子疾晚 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盐铁论·论邹第五十 三》。可见，学儒术也好，攻阴阳也罢，邹衍的目的是在寻求经世致用之学。对此，司马迁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断行之。……邹衍其言虽不 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汉书·艺文志》概括阴阳派学说的要旨为：“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论述表明，以“敬顺昊天”、“敬授民时”为宗旨的“四时教令”思想，是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内容。

《周易》中的图象是由阴阳两种符号所构成，没了这种阴阳符号，也就没有了《周易》的内容。至于阴阳的产生，那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见万物皆有类似人间男女两性的现象，于是就以阳来象征男性，以阴来象征女性，这就产生了早期的阴阳概念。进而用两性生殖器的图像来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这就产生了《易》学中的阴阳符号。由这阴阳符号形成的八种图形，象征了八种事物，这就产生出了最早的八卦的卦象图。每一个八卦的卦象图完成成双配对之后，这就又产生出了《周易》中的六十四卦的卦象图。“五行”一词可靠的最早论述是《尚书·洪范》，是周武王克殷后向箕子问策时，箕子陈述的治国“天地之大法”，共有九条，称洪范九畴，第一畴就是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后的先秦文献中对五行多有记述，如《国语·鲁语》和《国语·郑语》。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作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继往开来，提出治学要“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同时也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的精华，形成了他的主要思想——包括天地人的阴阳五行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如下概括：“夫阴阳、四时、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这种结合了五行学说的四时教令思想，在《管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中都有较完整的保存。阴阳家的学术特色，从其长处说，在于它讲究历法，一年四季，从春到冬，经历二十四节气，不同时节该干什么农活，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什么地方建造、冶炼等。这种学说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如古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都是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与周易八卦相匹配，八卦中分别配给五行，如乾兑为金，离为火，震巽为木，坎为水，艮坤为土(后天八卦)。阴阳说和五行说到了战国时期趋向合流，形成阴阳家，邹衍在推行阴阳学说以及将易与五行学说合并改革上功不可没。

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包括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四个方面；五行学说是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运动）和变化所构成，它强调整体概念，描绘了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如果说阴阳是一种古代的对立统一学说，则五行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普通系统论。邹衍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并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也是战国中期以后阴阳五行学说的主流，也是阴阳家言大行于世的具体表现。可以肯定，邹衍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且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整体把握的思想；故而当阴阳和五行构成认知世界观的时候，是当时作为学问、宗教、管理等范畴上的进步，也是试图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做出解释。

刘向《别录》：“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毂。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觳生，今名黍谷。”意为燕国的渔阳郡(郡址便在今天北京密云的西部)，寒气太盛，草木不长，邹衍利用阴阳家的“候气”知识使因土地寒冷而不能种植庄稼的寒谷，变成可以种植庄稼的“黍谷”。战国时期，“通五经贯六艺”是每个方家的必修课程，如同我们今天要求学生学习课程一般，“六艺” 现代解释，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种技艺。《列子·汤问第五》有师襄夸赞其徒师文奏琴精妙的一段话：“微矣，子之弹也！虽师旷之清角，邹衍之吹律，亡以加之。被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此语以师旷、邹衍映衬师文演奏水平之高，也表现出了邹衍是具备精深的音乐才能的艺术家。从宗教发生学原理来看，我们的先人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律管；用吹律管产生的或高亢嘹亮或沉吟威严的声音，来洞悉吉凶。《国语·周语》：“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韦昭注：“以音律者土风，风气和则土气养也。”即吹动律管，用以考察土气是否和暖，土地是否适宜耕种。古代也有“灰移”之法，古人考定季节的变易，将芦苇灰置于十二律的律管中，每当季节变化，相应律管中的芦苇灰便会随风飞出。 “吹律暖土”，也是以后国人极为讲究的“风水堪舆” 改观的前身案例。由此还原历史，并非是说邹衍吹一下律管了，天地就变暖了，很大程度上是邹衍根据当时的地形、气候等因素，客观的改观了一些人为因素，譬如变换谷种、变更播种日期、改变某地的地形等等因素，使其达到因土地寒冷而不能种植庄稼的寒谷，变成可以种植庄稼的“黍谷”。而在此其间，大量的涉及到了运用廿四节气、阴阳五行以及周易中的爻辞举证。邹衍离开渔阳之后，百姓为了怀念他，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山上建了祠，叫邹夫子祠；立了碑，碑上写“邹衍吹律旧地”；又将邹夫子教农民识别良种的地方建了一个小院，叫“别谷院”；在祠前栽了两棵名贵的银杏树，它们到今天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唐朝李白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管，能回天地心。”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依五行相生的顺序按五行的转移而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为合五行之数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即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即青、赤、黄、白、黑）的衣服，这就是“随方面而服”的内容；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院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总称为“明堂”。天子每月居住地按照五行分布选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所听的音乐、所祭的神、所办的事等等都按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做。另有一说是每一季里抽出十八天住在这里。这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和时令的“春、夏、季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木、火、土、金、水”的运行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这就叫做明堂制度。帝王除了需衣着和住处外还有许多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例如仲春应当行庆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应当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时中应做和不应做的事项曾被列成时间表，叫做“月令”。邹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广，以为自从“天地剖判”以来的历史也是给五行的势力，即所谓“五德”轮流地支配着。在某德轮值的时代须有某种特殊的服色，某种特殊的制度（关于正朔、数度和礼乐的制度）和某种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属火德，故色尚赤。《吕氏春秋·应同》篇中保存了邹衍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说明黄帝应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这对于制造田氏政权以黄帝的后代自居，而要统一天下为天子的舆论是很有用处的。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政权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功绩。

在燕国时，邹衍根据五行相胜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阐述朝代更换与“术数”的关系密切。邹衍对天文、历法，占星术都很精通，在此基础上依据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的自然规律，比附禹代黄帝，汤代禹，周代商的历史必然性，并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形成五德始终说。汉代人把“术教” 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６种。《史记·史书》说：“战国并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故齐人颂曰：’ 谈天衍’.” 可见，他“ 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即谈开天辟地以来的自然界的历史，并“ 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所以五德终始说是关于“五行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五行由于各自不同的德性，彼此之间存在相胜的关系，从而形成了封闭的循环过程，由此造成了王朝的更替和历史的周期性变化。并推衍出燕为水德，以取代火德为帝，那么代周而兴的必然是以水德王的王朝，燕在北方，当属水德，若立为“北帝”正合乎了水德的符应，将代周而统一天下。

邹衍在齐发展五行相生说，以完善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在燕则创立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系统地论述五德终始说可说是邹衍的发明，而将五行相生说和五行相胜说统一起来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择善而从，更是邹衍的高明之处。这个阶段，邹衍将周易与阴阳、五行做了一个系统整合，先你改成一套相对于当时阶段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当时社会的分割动乱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百姓都盼望统一，邹衍的五德学说正好给即将兴起的新朝制造符命。

司马迁说邹衍在推衍历史时由当今一直往上推到黄帝。保留在《吕氏春秋·应同》中的“ 黄帝之时……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通过邹衍的五德学说，我们不妨从历史上解读破译下，就明白其学说是存在一定道理的：夏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我们不妨剖析下，清（水）-明（火）-元（金）-宋（木）唐（土）-隋（水）······以此反推，你会惊奇的发现，其根本构架上，每个朝代信奉的五德以及让其灭亡对应的朝代五德，即是邹衍五德相胜学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像全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当时的中国（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国）几乎就是这大陆的全部；相传这大陆曾经被夏禹划分为九州。从易理来讲，将“九”看成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数字，并是数字中的最大化，认为“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天道以九制”，“九九归一”等等，都是表达这种思想。所谓“九州”，依据《尚书·禹贡》的说法，应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九州包括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地区、淮海流域、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地区。以春秋战国时的地理分布来分析，则越国居扬州，楚居荆州，秦据雍州，齐有青州，秦国、楚国新开辟的陕南、川蜀则为梁州，冀、兖、徐、豫则更是中原要地，分别为三晋、齐、鲁、郑、卫、宋等诸侯所有，重大的战争多半在此发生。将中国大地划分为九州，如寻其本意，则恰好反映了“九”为“天地之至数”的观念。邹衍却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各）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不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环其（大九州）外，天地之际也”。 邹衍认为中国是“赤县神州”，另外还有八个这样的州，合起来共九州，周围又有大海环绕，与天相连，人民禽兽不能相通，而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小州天下共有八十一个，儒者所说的中国仅占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邹衍的地理学说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根据，但是他突破了当时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对域外探索的热情，有的学者因此称邹衍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家。这个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一个关于宇宙方面的传奇之书《山海经》，就是根据大九州说的方式来编排的。明代郑和下西洋和当时人们相信大九州说关系密切。西方关于世界的地理观念和地图知识传入中国后，当时的士大夫们就是用大九州说来认知并接受的。

无论孔孟之道，老庄学说，还是《孙子兵法》，抑或是《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邹衍先修儒家，自不可避免接触到《周易》。故而邹衍专以阴阳五行说解释天变灾异现象，是依附《周易》、《书·洪范》及《春秋》为经典根据。其中《周易》以阴阳观念为本，天人感应乃其筮占原理所托。《系辞》曰：“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朱子《周易本义》曰：“此四者，圣人作《易)之所由也。”所以，天人感应实为《周易》筮占原理的基本根据，反过来说．筮占也是借助天人感应、天人交通的信念而取得世人相信的。邹衍认为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之间以阴阳五行之气为媒介而相互感应交通，即所谓天人感应。即如果社会人事失当，会使阴阳五行之气的运行发生错缪，从而导致天地自然中灾异现象的出现。所以，天人感应乃是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错乱缪戾而化生灾异现象表现出来的。《汉书·五行志》所载大量此类例证。如谓：“若乃贪欲恣睢，务立威胜，不重民命，则金失其性。盖工冶铸铁，金铁冰滞涸坚，不成者众，及为变怪，是为金不从革。”又：“史记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为丈夫。《京房易传》曰：‘女子化为丈夫，兹谓阴倡，贱人为王；丈夫化为女子，兹谓阴胜，厥咎亡。”’此二例所言“变怪”与“化”，皆由阴阳失常、五行失性所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中，必包含此类与汉儒灾异说相通的怪迂变化之论，只是记载有缺，已难详考。据现有记载推断，《周易》多论阴阳变化，邹衍怪迂变化之术或许乃由之引伸而出，而且从相关记载中也可看到这种迹象。《史记·孟荀传》谓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所谓“阴阳消息”乃《周易》主旨之一。阴阳固不必说，至于消息，如《剥·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丰·彖》：“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又如：“终始”，前文已指出其与阴阳概念在意义上的含容相通，《易传》中亦屡见之，如《乾·彖》：“大明终始”，《蛊·彖》：“终则有始，天行也。”《说卦》：“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系辞》：“《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据以上各条可断言：“终始”原本为《周易》体系中的重要思想概念。所以从上引《史记》所言：“深观阴阳消息”诸语可以推断，邹衍必谙熟《周易》，因而其思想受《周易》影响应属无疑，后期进行一系列的整合理论，也是邹衍在周易发展中的贡献以及周易发展的必然。

邹衍本人并没有到过秦国，但他的学说在战国时期广为流传，故而在吕不韦当权时撰写《吕氏春秋》，其中就收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内容，《应同》、《荡兵》、《十二纪》都体现了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特别是《十二纪》，以四季配五行、五方位、五色、五声、五味、五虫、五祀、五谷、五畜、五脏、五帝、五神等，每个季节分别对应五行系统五的单相系列，把阴阳五行与天象、祭祀、节令、农事等相结合，内容无所不包，影响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也对以后的秦始皇产生了重要影响。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以秦为水德，以论证其代周的合理性。

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卷七十四》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第十》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史记·封禅书》云“邹衍以 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由此可见，邹衍宇宙观的形成，是从时间与空间来推衍；从顺推的五行相生说，主要讲天（大自然）；逆推的五行相胜说，主要讲人（人类社会历史）；从由小推到大，由近推及远的”大九洲”说，主要讲地（地理）；这是邹衍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天、地、人三才说的运用与发展，也是邹衍在周易发展中的传承和改革成果。

作者：孙长征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