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哲学探源

《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典籍，源远流长的生命哲学专著。集先贤之所成，综诸门之精华；总天地万物之精理，概宇宙化生之本源；无思无为，感而遂通，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它以宇宙本体为其基石，以太极本体论为其“气一元论”宇宙观，以象数理为其思维工具和方法，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其关于万物统一性的理论形式，“本诸天道，质以人事”，构建了一个纵贯天、地、人、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神”即灵性，即人的创造精神神妙莫测的发挥。），横阔时、空、数、变而又一体相连的整体宇宙系统和囊括宇宙万物、推演天道人事的自然逻辑体系。“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深刻揭示了宇宙的奥秘和人生的真谛，立论深闳，思维玄妙，基本奠定了东方哲学思维模式的基础。

一、周易生命哲学模式的基本图式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生命哲学以生生之德，妙极天人之际，穷究万物之理，旨在“推天道以明人事”。最关心的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现象，它把人与自然界统一起来，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规律。卦爻辞所提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人类生命如何产生发展和实现的问题。在周易生命哲学看来，人与自然处在相互感应、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之中，是一个双向交流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结构中，自然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生命主体。人与自然在双向交流和相互感应的过程中，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和谐统一的，这种和谐，就是生命的原则。由于人是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宇宙之中且具有超越性的社会动物。一个生命哲学系统必然涉及到人与终极实在、人与自然宇宙、个人与他人以及人之身心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些方方面面构成了特定生命哲学系统的基本存在形态，亦即其生命哲学模式的基本“图式”。周易生命哲学模式的基本图式可名之为“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图式。

其一、天地万物通过被生命化而统合为紧密相连的一体

周易生命哲学以“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图式, 把天地万物看作是类人

的有生命的存在。又以生生之理将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相互贯通, 有机交感而融为一体。且鲜明地将“易”解释为生命的大化流行。《系辞》“生生之谓易”的界定就明确的说明，变易的本质特征正是生命的大化流行。即人类生命融汇在宇宙生命的洪流之中。或者说, 宇宙生命与人类生命互为见证。自然界是生命创造的主体，人则是实现和完成生命创造的实践主体，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自然界是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由人来实现的。即个体生命既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生命特性，又与整体和其他事物保持着有机的联系。个体以自己的独特生命彰显宇宙生命的勃勃生机、无限的多样性和无穷的可能性。个体生命融入宇宙生命的大海，与普遍生命浩然同流，共同奔进，从而获得永恒的意义。正如《文言传》所说:“乾元者, 始而亨者也。利贞者, 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不言所利, 大矣哉! 大哉乾乎? 刚健中正, 纯粹情也。六爻发挥, 旁通情也。时乘六龙, 以御天也。云行雨施, 天下平也。”此乃宇宙生命为人类生命之见证。而这里所说的生命，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体，而是指哲学上的一种具有内在活力、能够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的存在物。一个普遍的生命之流，生生不息的万化之流。“生生”二字连用, 第一个生指“生命本体”; 第二个生指“生命本体的本能、功能和趋向”。生命本体没有生之功能和趋向不成生命, 而生命的功能和趋向在于有生命之本。两者互为界定、互为规定, 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这种生命的本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性, 因而其生命和生命趋向就是这个世界本身和这个世界的伟大生命现象。即“生生”之宇宙, 则是变易之宇宙。在此基础上，周易生命哲学不仅把天地宇宙看作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生命的根源（《说卦传》“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而且明确地把天地宇宙最高的德性看作是“生”（《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不断地创发新的生命与生机，这就进一步从“生命典范”的视角揭示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之间作为“生命”一体相联的内在关联。正是借助于生命典范，周易生命哲学构建起了一个涵容天地人“三才”、足以“曲成万物”、“范围天地”而又以“道”贯之的有机网络系统。《系辞》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至幽至神，至简至大，至中至静，变化莫测；“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周易生命哲学以生生之德开拓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精神方向，沿着这条发展道路和精神方向，以儒道为主体的中国哲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以生命典范贯通天地万物的图式。儒道虽有差异（儒家偏向于将自然人化，关怀群体生命，注重集体的生存与发展。而道家则偏向于将人自然化，关注个体生命，重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但在基本世界观上又堪称共同继承了周易生命哲学的基本精神，从而形成了“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图式。在这一图式中，人、人类社会和自然既各自构成了相对独立的系统，又共同构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它们之中都包含着某种内在的生命力量–道。“道”至幽至神，至大至极，不仅是万物的存在根源，而且是贯通万物的内在本性。蕴含着整个宇宙运动变化的总规律，也包括生命运动规律在内，故而以生命体存在的万物统领于“道”，共同构成了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由于宇宙的大化流行、生生不已被看作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永恒过程，因而在这个图式中就不可能给上帝（西方哲学中天地万物的创造者）留下存身之地。由此，被看作生命终极根源的“道”得以取代西方文化中上帝的位置，成为终极关怀所依托的“终极实在”。

其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既内在于自然，又有着自己的特殊使命

《易传》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主义是周易生命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周易生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又有着“内在的人文主义”与“外在的人文主义”之别（国际易经学会会长成中英教授对此先后有不同的归纳）。

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的人文主义”特点，是从“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图式出发，体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内在关联。并强调，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是内在于天地万物的。其一，天地万物构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前提。《序卦》明确指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这显然是把天地万物的存在看作是人、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说卦》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与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这进一步说明，天地人及其运行律则是融为一体的，人在存在形态上是不外于天地宇宙的。即人体小宇宙。其二，天地宇宙是人的价值之源，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是“法天效地”的结果。《乾·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的论断，直接揭示了作为天之表征的乾道与万物本性的关系：正是天道的变化为万物本性的贞定确立了根据，为人在德性上效法天地提供了可能。由此，周易生命哲学进而将“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认为是人的责任与义务。亦将天地之德看作人之德的形上根据。从《系辞》“生生之谓易”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中即可清楚地见到：“生”不仅是天地的存在形态，而且是天地的最高德性，正是天地宇宙所显示的“大德”为人类提供了人体的源泉。由此，周易生命哲学开启了后儒以“生”释“仁”的先河，将人之本性与天地之德性相联系，以为之确立形上根据的基本精神方向。

与此同时，人乃宇宙之灵明，不完全类同于万物的存在，而是具有特殊使命，即通过人的存在不仅充分地实现了天地之道，而且使之发扬光大。《论语》所谓“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孟子》所谓“尽心知性知天”、“践形”；《中庸》所谓“唯天下至城，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庄子》所谓 “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所言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堪称典型的“终极关怀”，代表了周易生命哲学对于人之使命的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之理要求，人不仅要通过效法天地而成就自己作为人的德性，而且还有着内在的义务与责任将其德性施之于天地万物，以切实尽到参赞化育之责，充分地实现天地生生之德，使宇宙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在这里，张载不仅鲜明地展示了天下一家、民胞物与的仁者气象，而且道出了一个挺立于宇宙之间的仁人志士的“天地情怀”。当然，在周易生命哲学中，人虽有着与其他万物不同的特殊使命，但这一特殊使命归根结底依然是为了实现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内在价值，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若能发挥其德性主体的作用，以对自然界尽其责任和义务为神圣使命，天地万物自身本有的价值就能实现得更为充分亦更为豁显。

二、周易生命哲学的理论特质

立足于“生生不已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周易生命哲学表现出颇为特异的理论特质。在此主要对其中的和谐性、平衡性与稳定性加以初探。

周易生命哲学显明的理论特质是对普遍和谐的追求。国际易经学会会长成中英教授指出：追求和谐化是周易生命哲学的价值取向。以儒家而言，对普遍和谐的追求自孔子起就已奠定了基本精神方向。他不仅明确标举了对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均产生深远影响的“和而不同”的旗帜，而且以自己的躬行践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力图在人与天地宇宙、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之身心之间追求普遍和谐的生命存在形态。《中庸》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的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是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的理想境界。原始儒家揭明的追求普遍和谐的理论意向经后儒的不断创新推广而成为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这从朱熹引用《中庸》一段话的解释中就不难窥出端倪：“致者，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俱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这就是说，通过人的践性成德以致中和，其极致即可达到“天地位”而“万物育”的理想境界。正如朱熹将“和”与“生”相联系所显示的，在儒家哲学中“和谐”与“生生”是紧密相连的。“仁”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又是维护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规范，而天地也以其不断创发，培护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表现出仁的最高形态——生生之德。由此，不仅人世间是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而且上达于天宇、横阔于万物，也无一不被大化流行的生生之意所充满。周易生命哲学立足于仁之通内外、贯天人、彻幽明的感通作用，追求一种人与自我身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宇宙的整体普遍和谐，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语）。此所谓“一体”，有两重涵义。其一是，人与万物均源天道本体，是所谓本体论的“一体”；其二是，人与万物是一个和谐的生命整体或共同体，即“浑然一体”，这是存在论的“一体”。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和谐不仅是存在论的，而且是价值论的。天道既是存在本体，也是价值本体，人与万物既处于相互依存的存在关系之中，又处在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之中，是存在和价值的统一。故孟子云：“仁也者，人也。”即仁是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又是“人之所当为者”即“仁以为己任”。“人之所以为人者”是“所以然者”，“人之所当为者”是“所当然者”，“所以然”与“所当然”是统一的。“所以然”是从存在上说，即存在之所以存在者，是存在事实的问题；“所当然”是从价值上说，即存在之应当存在者，是价值诉求的问题。“所以然”是陈述客观事实，“所当然”是表明主观诉求，主观与客观是统一的。“所以然”是“所当然”的存在基础，“所当然”是“所以然”的应然状态，二者在“仁即生”的基础上有机的统一了起来。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宇宙不是趋向于事物之间由于差异而产生矛盾和不协，而是趋向于事物之间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相互成就的“太和”状态。人作为天地间唯一具有主观能动性而至贵的存在者，其重要的存在使命就是促成和谐、消除不和谐状态，以充分体现天道之“仁”。与此同时，“生生”与“和谐”又是贯通为一的。一方面，离开了具有差异性事物的相互补充和调节，宇宙就只能是死水一潭，难以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宇宙生命本身就表现为大化流行，处于差异甚至矛盾之中的事事物物才可能在不断变化与演进之中趋于和谐。“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周易生命哲学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系统。扩而大之来说即“生生”与“和谐”的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由此，对包括人、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在内的万事万物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太和”之境的追求，就成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理想境界。

周易生命哲学的另一个重要特质是平衡性，即它将万物走向和谐看作是一个趋向于生机平衡即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和谐共生、共处，并形成相对稳定、协调之均势的过程。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就世间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而言，它们均是由既相区别又相渗透从而形成相对稳定均势的两个方面即阴阳构成的。阴阳者，天地之道，神明之府，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对立而统一。天地之道，以阴阳之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之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

周易生命哲学把“阴阳对待”看作是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基本的存在形态。凡存在的事物都内在地具有既相区别又相渗透的阴阳两极。正是阴阳两极的共处、共生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均势，构成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在变动不居中得以保持自身相对稳定性的基本前提。周易不仅把阴、阳作为描述天地宇宙与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形态的基本符号与运行图式，而且自觉地把阴阳交互作用上升到宇宙基本运行律则的高度来认识，因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论断。正如《庄子》所言“易以道阴阳”。正是依据阴阳学说，以阴阳为基本范畴并将万物的形成与变化归结为阴阳消息，《周易》才得以构建起一个把天地宇宙、万事万物均纳入由阴阳两个基本符号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形成了一个广大悉备而又变化不已的世界图式。在道家看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了》）宋明理学家也认为，“万物虽多，其实一物，无无阴阳者，是以知天地变化，二端而已。”（张载：《正蒙·太和》）“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朱子语类·读易纲领》）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王夫之也作出了同样的论断：“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张子正蒙注·太和》）可见，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宇宙、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阴阳二气的产物。阴阳二气又是相互渗透的。在《周易》中，卦象的变化是因各爻所代表的阴阳消长所引起的，而正如事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阴阳消长是一个永不停息且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阴阳转化并不是突变，而是一个在渐变中逐渐积累的此消彼长、互相渗透过程。《周易》卦象的变化典型地表征了阴阳相互渗透的原理。对此，其后的中国哲学家更是作出了明确的理论概括。《黄帝内经》明确提出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命题。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成为共识。邵雍指出：“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得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唱。”（《极经世·观物外篇》）。朱熹不仅提出了“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朱子语类》卷九十四）的命题，而且明确指出：“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朱子语类》）阴阳互渗互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需协调而生化万物，成为周易生命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

其二、就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亦体现为阴阳之间在相互对待的过程中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而走向新的平衡。换言之，亦即将事物的变化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周易》基本的理论意旨，就是要通过将天地万物的基本存在要素归结为阴阳，以六爻、八卦来形象地表征、模拟宇宙万物及其变化、发展过程，进而揭示范围天地，广大悉备，统贯天、地、人三材的根本之道。《周易》的卦爻变化典型地表征了事物通过此消彼长的不平衡变化而走向新的平衡与和谐的过程。周易生命哲学这一理论特质在“阴阳五行”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而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在经过长期的各自发展后，到春秋战国时期经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综合而融一体，成为周易哲学中宇宙运行模式的“阴阳五行”论。然五行之气从属于阴阳之气并由阴阳之气而产生。即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人成于天地而居之于中，败于阴阳而失之于中。这个图式的基本特质是，以阴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生命力量，以五行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外在质料，并以此为基本观念框架来把握天地宇宙的静态构成与动态变化。在“阴阳五行”论中，宇宙万物的发展变化均被归结为由阴阳二气的不断消长与“五行”之间的不断生克制化所形成的动态平衡过程。正所谓：“天地之气，合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汉代之后，阴阳五行学说成为周易生命哲学理解天地宇宙的基本观念框架。这个观念框架有两方面要点：第一，宇宙万物均是由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制化而产生的，离开了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制化，天地万物就不可能存在，即非阴阳不能为天地，非五行不能为阴阳。第二，五行生克制化是同一变化过程中两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力量。正如张景岳所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辅相成”。自然之道、人事之理，生命之则，都是阴阳互补互动，五行相生相克。阴阳如果不能达到动态平衡，就失去了“阴阳大化”的秩序性，从而陷入失序状态，就会出现天灾人祸，灾难疾病等。这说明，在周易生命哲学中，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变化就是一个不断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

其三、以事物发展趋势的价值取向来看，周易生命哲学特别注重“中”，即构成事物的诸要素均合理合度的状态。并特别强调“时中”的观念，因为“时中”的概念表达了阴阳平衡的状态。这里的“时”既涵盖了时空的基本意蕴，更在时、空、物一体不分下，用价值的视野，以人为终极着眼点。简言之，它指涉着人所值的特定时空下，大宇宙和社会人生中各相关因素互动消长的总体格局与情状，及在此总体格局与情状下的事事物物。即作为万物中的一员，人首先是一种宇宙性的存在，社会人生的根在大宇宙中，大宇宙是终极意义上的人的生存家园，唯有以全方位的彻底开放的心态，由人的社会放眼其外的世界，人才会大开其眼界，培养并豁显起一种大宇宙心灵，和一种与大宇宙息息相通、一体不分的意识，并由此而为更好地观照、认识与定位自身，以及自身而外的万物，建立“崇德广业”的人生追求。一则大力提升人的内在形而上的人文德性品位，一则以此为价值根基，努力开拓外在功业，以便既善化他人及社会，又令社会人生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品质也得以不断提升。

易道尚“中”，人道用“中”，中者，和中之达道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人。夫人者，禀二五之精，为万物之灵，得天地之中和，参乾坤之化育，受阴阳之辅佐，为道器之和中。故人之动止，本乎天地。天地顺则人气泰，天地逆则人气否。知天者有验于人，知人者有验于天，天合于人，人法于天，观天地之顺逆，而知人之盛衰也。正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生命哲学不仅把天地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不已的生命体，而且以“中”作为其运动、变化的根本律则。《 彖传·临》：“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彖传·无妄》：“动而健，刚中而正，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正是周易生命哲学开启了中国哲学“尚中”的价值取向，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中庸”、“中道”、“中和”、“中行”等学说和理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所谓中之道者，及事物自有恰好的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朱子大全》）可见，所谓“中”实际上就是构成事物的诸不同要素之间所达成的精妙平衡。如果说中国哲学中的“中和”理念是以中求和的话，那么，周易生命哲学则包含了为人处世以“适度”（无过无不及）为原则，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和而不同）、随时而中（时中）等方面的基本内容。这其中所追求的，不仅是有机的平衡，而且是动态的平衡。而所谓“时中”者，随时而中也，即随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动态地达到“中”。故周易生命哲学告诉人们，生命即时中。

周易生命哲学第三个重要理论特质是“稳态性”，更确切的说是“平衡之稳态”。因为周易生命哲学并不象现代性思维那样，明确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运动变化过程的推进，事物必然会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体现为不断从较低层次发展到更高层次的“进化”，而是更倾向于把事物的发展变化看作是一个从不平衡状态走向新平衡状态的“类循环”过程。即看作是一个既有的平衡被阴阳消长与五行生克制化所带来的不平衡所打破，并在阴阳的继续消长与五行的继续生克制化中走向新平衡的过程。这其中对事物变化规律的理解虽强调稳定性的一面，但确已包含了发展和进步的内容。如《易传》云：“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日新”、“生生”显然都包含了创新和发展的内涵。体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万事万物所构成的生命的“大化流行”，并明确肯定了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永恒性。

周易生命哲学的基本形上预设为“万物同出于道而又复归于道”，就是“平衡之稳态”的运动变化，而非直线式发展。《周易》“反复其道”（《彖传·复卦》）、“原始反终”（《易传》）的观念体现了这一点，《老子》“反者道之动”、“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论断也说明“道”不仅是事物的根源，而且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终极。同样，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以“天人合一”作为自己的理想境界，更是自觉保持了“平衡之稳态”的运动变化模式。

三、周易生命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保合太和”

《易》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太和”者，至和也，天下之达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子正蒙·乾称篇》）。即周易生命哲学立足于一种宏大的总体宇宙视野，在对万有做出终极价值定位的基础上指出，宇宙间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天地人。其中，天地是造化万物的本原，人则是天地所造化出的最优秀分子。惟有人才能继天立极，在天地玄妙造化出色彩纷呈的宇宙万物万象、引发出流变不息、日新不已的宇宙大化洪流的基础上，以人文的精神，拓展出表征人道之神圣与庄严，表征天道、地道得到充分体现的人文价值化了的世界。此一世界，先是集中于社会人生，而成人文化的和谐有序，进而形成通泰理想的有机社会人生共同体；继之稳步向人而外的宇宙延伸，促成洋溢着人文精神效应的、和谐有序的、通泰理想的有机宇宙生存、生命共同体的建立。这就需要充分挺立起人继天地之后而在整个宇宙大化中的主体性，确立人的神圣宇宙责任感与担当感，并推出各种积极的人文举措。由此，人的精神境界亦相应得到升华，乃至跻于与天地、宇宙大化相契无间、一体无隔的天地境界。这一境界之极致，乃是一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它超越了有机生存、生命共同体下的境界，直视天地万物为我之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就起宇宙式的大我。即“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乾·文言》）

张载认为“太和”之道，即易道。故云“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生、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珠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语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之，谓之见易（《正蒙·太和》）。又云“浩然无害，则天地合德；照无偏系，则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则四时合序”。然后能无方无体，进而能无我。张载从所谓“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进而对“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与“我”的主体性关系进行了推定。最终认为“太和”之道，即《易》道，故云“学《易》者见之，谓之见易”。

“保合太和”实乃自强不息，变通创新；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容异载物，双向互补；以达动态平衡，是事物生生不已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明示天地人万物只有在高度和谐中，才能获得最佳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而“太和”境界，并非自然和谐状态，本质上是一种“创和”行为。即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合之功，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长久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的社会环境，来造就一种万物繁庶、“万国咸宁”的高度和谐。如王夫之对“保合太和”的阐释就偏重于人事的努力，强调“保合”对于“太和”的积极作用。他说：“保合之为太和，不保不合则间气乘，而有余、不足起矣。……补不足而裁有余，著节文而行礼乐，中和之极建也”（《周易外传》）。即通过人为的努力与协调才有太和的状态，不去维持不去协调，则天地自然驳杂之气就会乘虚而入，有余与不足的两种不平衡现象就会产生。所以说“太和”本质上是一种“创和行为”（“以仁致中”、“以德致中”、“以政致中”、“以刑致中”并重，以“仁爱”、“民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伦理哲学为主）。

“保合太和”中蕴涵着丰富的贵和政治智慧。即以“创和”行为，自诚而明，察事物之所宜，御气化而行之，使物各循其道，“随时各当，变而不失其正，益万物而物不知，与天地并育并行，成两间之大用，而无非太和之天钧所运者，同一利贞也。”亦即以“创和”行为，创造和谐、和平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使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恰当位置以安身立命，人们谋求功利的行为才具有道义上的正确性，人类所获得的各种利益才可能是正当的、有效的、持久的。这才是周易生命哲学的核心价值“保合太和”最光辉的思想！

四、周易生命哲学模式可为未来人类文明重建提供启迪和借鉴

周易生命哲学“生生不已的万物一体”图式和颇为特异的理论特质与现代西方以强调人和自然二元对立为基本特征的图式、以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和占有而求得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和“增长”为基本理论特质的西方哲学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人类文化面临根本性变革的“现代之后”，周易生命哲学可为未来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及未来人类文明重建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第一、周易生命哲学注重和谐性、平衡性和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可为改变现代性范式下形成的以绝对化地直线式地追求“永恒增长”为基本目标的西方哲学模式提供启迪和借鉴。

“进步的历史观”是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不仅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而且对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的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由于这种历史观归根结底是侵润着“人类中心主义”的，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它不仅逐渐演变成为“直线式的进步历史观”，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被绝对化。人类的现代史被描述成直线式的、一往无前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不断追求数量的增长再增长，质量的提高再提高。这固然是现代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但它同时也是人类今天面临环境极大破坏、资源逐渐枯竭之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人类中心主义”（以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核心）的主导下，人类对“进步”的绝对化的、直线式的追求，必然会在物质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也使得人类社会与其依存的生态环境间产生高度紧张。而且正象历史的发展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就越趋紧张。早在20世纪后半叶，就已出现了关于“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的争论。尽管这一争论至今还未结束，但应当有理由认为，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加剧已对人类绝对化的、直线式的“增长”方式发出了严重警示：如果人类只知道一往无前地追求没有极限的增长，只能是以对自然的破坏作为实现自身“进步”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最终将难以逃脱在与自然的尖锐对立中走向覆灭的命运。

因此，面向未来的生命哲学模式必须改变以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为自身发展前提的、以绝对化的、直线式地追求永恒增长为基本目标的生命哲学模式。人类文化的发展目标究竟是不是应当确立在永恒地追求不断的增长上？这恐怕是一个应当重新加以考量的问题。我们相信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自然宇宙的发展的确是“永恒”的。因而就理论的可能性而言，人类也可以在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前提下，随着自然宇宙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但是，自然宇宙的发展毕竟是一个自在的、缓慢的过程。而且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以越来越发达的高科技为依托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却不仅是自为的，而且其加速度是不断增长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作为自然之异化物的人类始终保持其建立在索取自然基础上的永恒增长，就不能排除人类的发展将超出自然宇宙发展之承载度的理论可能性。

在对现在性的批判中，后现代主义者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就提出了“稳态经济”的观念。经济问题固然是“增长”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它只是一个表现形态。要“治疗增长癖”，仅提出“稳态经济”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归根结底，这涉及到文化生态模式、生命哲学模式从价值理念到制度性的中间架构再到技术与物器层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改变的是文化生态模式、生命哲学模式本身。而在这方面，周易生命哲学模式可提供有益的借鉴。所以，人类社会经过长期发展后，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保持一种平衡的稳态而不是强调永恒地增长，或将不失为一种更为清明而理性的选择。

第二：周易生命哲学模式内含的价值系统，可为面向未来重建人类与自然的谐调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个哲学系统的生命哲学模式与其内容的价值系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周易生命哲学模式之所以以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为其基本的运行机理，不仅与周易生命哲学所展现的“生生不已万物一体”的世界图式，力图在构成生命哲学整体系统的内外要素之间保持良性循环关系的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而且也是依托于周易生命哲学通过“内在超越”之路而达于与天地精神相契合之境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要根本改变生命哲学的存在形态，不仅要改变生命哲学的运行模式，而且亦必须变革生命哲学模式所立足的价值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前一方面是停留在“技”的层面，那么后一方面则已“进于道”。因而，后一方面应当说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尽管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当代思潮已对改善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必要性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并提出了“自然的返魅”、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等种种解决之道，但由于这些理论大多是直接针对生态危机，主要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予以论说，因而不仅很难在理论上真正透辟地解决问题，而且还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如在对自然界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的讨论中，有的论者已指出，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论理观有着自身难以逾越的理论困境，其中的理论关节点在于：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论理观的理论基础是要从“是”中直接推导出“应当”，而这却是已为西方古典哲学理论和20世纪元论理学证明不可能的。因此，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论理观是不可能成立的，人类之所以要保护生态自然，“最终是出于对人类全局的、长远的生存利益的终极关怀”。应当说，从“是”中不能直接推出“应当”的论断是符合西方哲学传统的。但由此认定人类只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来“保护生态自然”，则依然是在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框架下，主要从工具理性层面来思考问题。而要真正为面临深刻的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文化寻求到面向未来的康庄大道，冲破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框架，在终极关怀的层面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周易生命哲学模式可提供有益的借鉴。西方当代思想流派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主要是立足于工具理论的层面，而周易生命哲学模式的基本图式，以强调和谐性、平衡性和稳态性为基本特色的运行机理，而力图在构成哲学整体系统的内外要素之间保持良性循环关系的价值取向是直接生发于其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周易生命哲学模式的有关思考归根结底是立足于价值理性因而是超工具理性的。这一基本的立足点与思维框架可以为进一步思考当代人类所面临的文化生态问题提供更为开阔亦更为厚重的理论视野。与此相关联，周易生命哲学“内在的人文主义”可以为面向未来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健康关系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的解决之道。即以“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以及“是”与“应当”的关系而言，立足于周易生命哲学的智慧精神完全可能作出另外的回答。在西方哲学中，人是外在于自然的，因而“自然的内在价值”问题的确是难以通过理性的认知来加以肯定的问题。但在周易生命哲学中，人是内在于自然的，人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而“自然的内在价值”恰恰可以看作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同样，由于人与天地宇宙的互为内在性，周易生命哲学中的“是”与“应当”或曰“生存”与“价值”亦有着本然的一致性。即以周易生命哲学对“生”的言说而论，当它称言“生生之谓易”时，可以说是对“生存”的言说；而当它作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的论断时，则显然是对“价值”的言说了。而在周易生命哲学中，这两者恰恰是联属为一体的，即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开显”了“存在”与“价值”的内在统一性。所以说，周易生命哲学模式，特别是“内在的人文主义”对今天人类进一步思考生命哲学问题可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